
坐在心理诊室的女孩摘下帽子正规配资平台官方,头顶是一块突兀的斑秃,像她的抑郁一样,是无人愿意正视的“真空地带”。
斑秃太明显后,则演变成用美工刀一道道割在手腕皮肤上。
但每每看到她自残,父母和老师统一战线,认为女儿是偷懒不想学,教育她“不能太脆弱”。
前两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,央视报道了一个数据:我国6-16岁在校生精神障碍患病率达17.5%,相当于每5个就有1个患病。

很多孩子看着正常,其实已不想学、甚至不想活了。

青少年心理问题早已超越个体困境,成为一代人的集体症结。门诊室门口排长队,挂号预约一号难求。
有家长和老师后悔不已:如果早点发现就好了;有的这时候还在想:现在病了得治病,那接下来的考试怎么办?仿佛一边拿绳子吊着孩子,一边给孩子上呼吸机。
当然,制造“生病”的一代的,不是家长、不是老师、不是任何一个个体,而是整个生态出了问题。
有的父母在孩子的病情与内卷的洪流间矛盾痛苦,“我也不想逼孩子学习,可周围的人都在卷,我能怎么办?”
他们的故事,藏着抑郁症孩子求救的痛苦,但也成为我们转变观念,治愈孩子的一面镜子。

1
希望孩子快点好起来
但也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下去
小葱确诊重度抑郁症那年正在读高二,最初只是失眠、食欲不振,跟妈妈说“我好像生病了”。
妈妈以为是学习累的,给她买了一堆补品,让小葱每天吃下去。
直到小葱在学校晕倒,被诊断为抑郁症引发的躯体化症状,父母才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每次小葱觉得浑身疼,不想去学校,妈妈就开始坐在她床边哭:“妈妈求你了,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?你要是有事,妈妈也活不下去了!”
偶然她也听到爸爸唉声叹气,父母后悔逼小葱学太多兴趣班,他们的眼泪和自责,像无形的枷锁,把小葱捆得更紧。
有次小葱吞了半瓶安眠药,被救回来后,妈妈抱着她哭:“你让妈妈怎么办?”
那一刻,小葱突然觉得,自己连放弃的资格都没有——她的生命,好像不是自己的。

后来,小葱再也不跟父母说自己的感受了。
她按时吃药、按时上学,像个没有情绪的木偶,只有在没人的时候,才会偷偷用指甲掐自己的胳膊,看着皮肤上的红痕,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
她知道,自己的求救,从来没有被真正接住,反而变成了压垮自己的石头。
很多时候,父母不是不爱孩子,而是他们也很无力。
现象太复杂,涉及的问题太多,有时候连专家都无法给出保障有效的解决方案,更何况他们。
2
孩子抑郁
父母也是受苦者
从小信奉快乐教育的凛凛家,在女儿升入初三后也开始为成绩焦虑,这样迅速的转变让凛凛出现了认知失调,有了抑郁倾向。
从那以后,凛凛妈妈把为了让孩子挤时间多学习而收起来的画具又搬了回来,跟女儿说想画就画,不再逼她学习了。
最初的一个月,家里的氛围确实好了很多。可没过多久,妈妈在家长群里看到其他孩子的学习动态,又忍不住焦虑起来。
有天晚上,她看到凛凛在画画,犹豫了很久,还是说想带她去试一节物理课,如果实在不想去也没关系。但凛凛的眼神瞬间暗了下来,放下画笔就回了房间。

关上门的那一刻,妈妈听到了女儿的哭声,心里又悔又疼。
“我也不想逼她,可周围的人都在卷,我能怎么办?”凛凛妈妈的眼泪止不住地掉。
“我是搞教育学的,我知道快乐教育是对的,可一想到她以后可能考不上好高中、好大学,找不到好工作,我就控制不住地焦虑。
每次鞭策她之后,看到她情绪变差,我都特别后悔,觉得自己对不起她,可下一次,还是会忍不住。”
凛凛父母的挣扎,是无数父母无奈的缩影。他们不是不合格的家长,而是被教育系统裹挟的受害者之一。
很多人指责孩子抑郁是因为父母不够好,却忘了父母也是普通人。
他们要面对生存的压力、外界的评价、教育的内卷,在治愈孩子的路上,他们同样需要被理解、被包容。
3
教育环境不改变观念
很多付出都是无用功
“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——父母带着孩子四处求医,花了很多钱,吃了很多苦,可孩子的病情就是不见好转,甚至越来越重。”
心理咨询师杜鹃从业15年,接待过300多个抑郁症孩子,她的话,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,“问题的根源,不是孩子病得太重,而是观念没有真正改变。”
杜鹃曾遇到过一个因学业压力抑郁的男孩。父母带他看了很多医生,吃了很多药,可孩子还是频繁自残。第一次咨询时,孩子妈妈说:“只要他能好起来,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”
可当杜鹃建议减少孩子的学习压力时,妈妈却又犹豫了:“可他明年就要中考了,现在放松,以后怎么办?”
“但如果孩子一直抑郁,连正常生活都做不到,成绩和考试真的还有意义吗?”

“对抑郁症孩子的家庭来说,最关键的不是做了多少事,而是有没有改变观念。要接受孩子需要时间慢慢好,要放下成绩比孩子的生命重要的执念。”
而这一观念的改变,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完善。只有当外部的评价标准不再唯成绩论,只有当整个环境不再疯狂内卷,落到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父母和孩子身上,才能真正放松下来。
对待抑郁症孩子,其实就像对待“受伤的小兽”,不能强迫它马上站起来奔跑,只能耐心地陪在它身边,给它食物和温暖,等它自己慢慢恢复力气。
“我曾经的一个病人,在他抑郁后,父母很快接受了家庭共同治疗的方式,在不要求孩子卷学习的同时,也做心理咨询来缓解自己对孩子未来的焦虑。”
在陪伴与理解中,这位高中生抑郁症患者,终于在一年时间里治愈了自己,虽然申请了一年的复读,却也平安度过了高中生活。

几个家庭的故事,展现了抑郁症孩子与家庭的困境,也暴露了教育系统的结构性问题。
父母确实是孩子抑郁症防治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这道防线,不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,不是给孩子吃最好的药,而是接住孩子情绪,读懂他们的求救信号。
而困在教育系统中的父母,也并不是一句“做得不够好”“当父母很失败”能够简单概括的,孩子的问题不该由他们独自承担。
内卷和学业焦虑的大环境下,教育系统要求父母更多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;但当孩子的教育出了问题,父母却成了唯一承担责任的“过错方”,替代隐身的系统咽下苦果。
这父母来说,并不公平。
只是个人的力量或许虽然微弱,但好在每个生病的孩子,都有走出去的欲望。
生命本身渴望成长,也渴望开阔的未来。而所谓的“躺平”,不过是因为他们被困住了,而我们能做的:
就是让这个环境一点点好起来,一点点把孩子从不好的状态中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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