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在心理诊室的女孩摘下帽子正规配资平台官方，头顶是一块突兀的斑秃，像她的抑郁一样，是无人愿意正视的“真空地带”。
斑秃太明显后，则演变成用美工刀一道道割在手腕皮肤上。
但每每看到她自残，父母和老师统一战线，认为女儿是偷懒不想学，教育她“不能太脆弱”。
前两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，央视报道了一个数据：我国6-16岁在校生精神障碍患病率达17.5%，相当于每5个就有1个患病。
很多孩子看着正常，其实已不想学、甚至不想活了。
青少年心理问题早已超越个体困境，成为一代人的集体症结。门诊室门口排长队，挂号预约一号难求。
有家长和老师后悔不已：如果早点发现就好了；有的这时候还在想：现在病了得治病，那接下来的考试怎么办？仿佛一边拿绳子吊着孩子，一边给孩子上呼吸机。
当然，制造“生病”的一代的，不是家长、不是老师、不是任何一个个体，而是整个生态出了问题。
有的父母在孩子的病情与内卷的洪流间矛盾痛苦，“我也不想逼孩子学习，可周围的人都在卷，我能怎么办？”
他们的故事，藏着抑郁症孩子求救的痛苦，但也成为我们转变观念，治愈孩子的一面镜子。
1
希望孩子快点好起来
但也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下去
小葱确诊重度抑郁症那年正在读高二，最初只是失眠、食欲不振，跟妈妈说“我好像生病了”。
妈妈以为是学习累的，给她买了一堆补品，让小葱每天吃下去。
直到小葱在学校晕倒，被诊断为抑郁症引发的躯体化症状，父母才不得不面对现实。
每次小葱觉得浑身疼，不想去学校，妈妈就开始坐在她床边哭：“妈妈求你了，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？你要是有事，妈妈也活不下去了！”
偶然她也听到爸爸唉声叹气，父母后悔逼小葱学太多兴趣班，他们的眼泪和自责，像无形的枷锁，把小葱捆得更紧。
有次小葱吞了半瓶安眠药，被救回来后，妈妈抱着她哭：“你让妈妈怎么办？”
那一刻，小葱突然觉得，自己连放弃的资格都没有——她的生命，好像不是自己的。
后来，小葱再也不跟父母说自己的感受了。
她按时吃药、按时上学，像个没有情绪的木偶，只有在没人的时候，才会偷偷用指甲掐自己的胳膊，看着皮肤上的红痕，才觉得自己还活着。
她知道，自己的求救，从来没有被真正接住，反而变成了压垮自己的石头。
很多时候，父母不是不爱孩子，而是他们也很无力。
现象太复杂，涉及的问题太多，有时候连专家都无法给出保障有效的解决方案，更何况他们。
2
孩子抑郁
父母也是受苦者
从小信奉快乐教育的凛凛家，在女儿升入初三后也开始为成绩焦虑，这样迅速的转变让凛凛出现了认知失调，有了抑郁倾向。
从那以后，凛凛妈妈把为了让孩子挤时间多学习而收起来的画具又搬了回来，跟女儿说想画就画，不再逼她学习了。
最初的一个月，家里的氛围确实好了很多。可没过多久，妈妈在家长群里看到其他孩子的学习动态，又忍不住焦虑起来。
有天晚上，她看到凛凛在画画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说想带她去试一节物理课，如果实在不想去也没关系。但凛凛的眼神瞬间暗了下来，放下画笔就回了房间。
关上门的那一刻，妈妈听到了女儿的哭声，心里又悔又疼。
“我也不想逼她，可周围的人都在卷，我能怎么办？”凛凛妈妈的眼泪止不住地掉。
“我是搞教育学的，我知道快乐教育是对的，可一想到她以后可能考不上好高中、好大学，找不到好工作，我就控制不住地焦虑。
每次鞭策她之后，看到她情绪变差，我都特别后悔，觉得自己对不起她，可下一次，还是会忍不住。”
凛凛父母的挣扎，是无数父母无奈的缩影。他们不是不合格的家长，而是被教育系统裹挟的受害者之一。
很多人指责孩子抑郁是因为父母不够好，却忘了父母也是普通人。
他们要面对生存的压力、外界的评价、教育的内卷，在治愈孩子的路上，他们同样需要被理解、被包容。
3
教育环境不改变观念
很多付出都是无用功
“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——父母带着孩子四处求医，花了很多钱，吃了很多苦，可孩子的病情就是不见好转，甚至越来越重。”
心理咨询师杜鹃从业15年，接待过300多个抑郁症孩子，她的话，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，“问题的根源，不是孩子病得太重，而是观念没有真正改变。”
杜鹃曾遇到过一个因学业压力抑郁的男孩。父母带他看了很多医生，吃了很多药，可孩子还是频繁自残。第一次咨询时，孩子妈妈说：“只要他能好起来，我们什么都愿意做。”
可当杜鹃建议减少孩子的学习压力时，妈妈却又犹豫了：“可他明年就要中考了，现在放松，以后怎么办？”
“但如果孩子一直抑郁，连正常生活都做不到，成绩和考试真的还有意义吗？”
“对抑郁症孩子的家庭来说，最关键的不是做了多少事，而是有没有改变观念。要接受孩子需要时间慢慢好，要放下成绩比孩子的生命重要的执念。”
而这一观念的改变，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完善。只有当外部的评价标准不再唯成绩论，只有当整个环境不再疯狂内卷，落到一个个家庭、一个个父母和孩子身上，才能真正放松下来。
对待抑郁症孩子，其实就像对待“受伤的小兽”，不能强迫它马上站起来奔跑，只能耐心地陪在它身边，给它食物和温暖，等它自己慢慢恢复力气。
“我曾经的一个病人，在他抑郁后，父母很快接受了家庭共同治疗的方式，在不要求孩子卷学习的同时，也做心理咨询来缓解自己对孩子未来的焦虑。”
在陪伴与理解中，这位高中生抑郁症患者，终于在一年时间里治愈了自己，虽然申请了一年的复读，却也平安度过了高中生活。
几个家庭的故事，展现了抑郁症孩子与家庭的困境，也暴露了教育系统的结构性问题。
父母确实是孩子抑郁症防治的“第一道防线”。这道防线，不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，不是给孩子吃最好的药，而是接住孩子情绪，读懂他们的求救信号。
而困在教育系统中的父母，也并不是一句“做得不够好”“当父母很失败”能够简单概括的，孩子的问题不该由他们独自承担。
内卷和学业焦虑的大环境下，教育系统要求父母更多参与孩子的教育过程；但当孩子的教育出了问题，父母却成了唯一承担责任的“过错方”，替代隐身的系统咽下苦果。
这父母来说，并不公平。
只是个人的力量或许虽然微弱，但好在每个生病的孩子，都有走出去的欲望。
生命本身渴望成长，也渴望开阔的未来。而所谓的“躺平”，不过是因为他们被困住了，而我们能做的：
就是让这个环境一点点好起来，一点点把孩子从不好的状态中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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